温州弹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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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弹词又称坐唱,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汉族说唱艺术。起源于明弘治年间,始作俑者为瑞安著名画家任道逊,致仕后在家乡与同邑通判吴祚、寺副蔡鼎等人组织“清乐会”,“唱和吟咏,无间晨夕”。
中文名
温州弹词
外文名
Wenzhou storytelling
性    质
戏剧类型
别    称
坐唱

温州弹词历史沿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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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咸、同年间,温州受苏、沪等地影响,也出现以营利为目的的民间弹词班,有大班与小班之分,大班为男班;小班为女班。其中女班又称“档子班”。方鼎锐《温州竹枝词》云:“弦管朝朝那得闲,歌声人语总绵蛮,当筵不爱西昆曲,更唤滩黄档子班。”徐珂《清稗类抄》:“女伶之外,有所谓档子班者,名小班,始于嘉、道间,所歌之曲书于扇,且仅演剧而不宥酒”。实际上,女班应酬最多的还是堂会,所唱以昆曲、时调、滩黄为主。
清光绪年间,瑞安出现以官僚、豪绅与文人为主体的民间音乐组织“清音社”,先后参加者有王岳嵩、周国琛、李瘦梅、池志徵、洪炳文、项崧、项寿侠、钟芷甫、池朝和、胡崧甫等人。所唱多为昆曲,包括剧曲和散曲,间有少量时调。社员大抵通晓音律,洪炳文、李瘦梅等还依据曲牌倚声度曲,自行创作节目,洪炳文所作《四时乐》乐府即专供社员演唱。他们虽未进行营业性演出,民间仍习称“清音社”为“弹词班”。
清末民初,瑞安弹词班又不断充实新人,后进者如李逸苓、洪幼园、陈鲁夫及其子陈小鲁、薛钟斗、许达初、周国琛之子周小莲、郑闳达、张组成等。民国以后,昆曲知音渐稀,弹词班日渐衰落。民国六年,瑞安成立以唱京剧为主的“琴娱社”,在薛钟斗、洪幼园、郑闳达等人的极力提倡下,瑞安弹词班便蜕变为专唱京剧的票房。
在瑞安“清音社”的影响下,永嘉县城也出现由文人组织的“蕙风曲社”,主要成员有李瘦梅、王小木(贡生)、品山(又名克书,秀才)、兰亭(生员)、阿永(军府公差)等人。其中有名“男?”者(亡其真名),擅唱旦角,所唱《荆钗记·拷婢》一折尤为人所称道。民国十年以后,先后又有名医李薏园、袁九峰、徐堇侯、永嘉县民众教育馆馆长谢印心等人参加,并聘请瑞安许达初为导师,所唱以昆曲为主。终因曲高和寡,知音寥寥而未能代代相传。民间以营利为目的之弹词班则因生存困难,有的演变为专为红白喜事服务的吹打班。

温州弹词史料记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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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民国十四年永嘉县民众教育馆馆员陈一萍《永嘉县境内杂艺调查》记载:“弹词班每班约六七人,主唱者坐在上首奏三弦,伴奏乐器有胡琴、琵琶、笛、月琴等。班有‘词(时)调弹词’和‘昆腔弹词’两种,每夜应工价在国币一元五角至二元五角。‘词(时)调班’的曲目有《赏农》、《和番》、《醉归》等;‘昆腔班’有《刀会》,《拷婢》、《折柳》、《偷诗》等……雇唱的大都是喜庆人家。”另据有关资料,民间弹词班有正品和七品两种形式,每人操持一样乐器兼唱生、旦、净、丑、末。七品的乐器为三弦,正吹(兼萧、笛、抱月),鼓板、二胡、四胡、秦琴;正品则去四胡。

温州弹词演唱方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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弹词的演唱方式为坐唱,厅堂内直排并放两张八仙桌,上端坐三弦;左侧坐正吹、二胡;右侧坐抱月、四胡、秦琴。桌面前方悬挂,桌帔上绣有班名。坐椅上挂有椅披,桌面四角摆有角灯,中间放四盘茶点,供演唱人员品尝。演唱时,先奏几首熟悉的曲牌,后唱小段,最后唱正本,唱唱停停,自在洒脱。

温州弹词走向没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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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温州弹词演唱形式过于铺张、沉闷和古板,演唱内容又深奥晦涩,1939年后即日趋没落。其常唱曲目,据1963年5位老先生回忆,仅保留《单刀赴会》、《太白醉酒》、《李亚仙刺目》等;时调滩黄曲目《断桥》、《旅店》、《隔溪秋水》(又名《思秋》、《思凡》、《尼姑梦》)、《温州景》、《昭君和番》等。
1957年,温州首届戏曲汇演期间,来自玉环县的弹词班曾应邀参加演出,但已成强弩之末,反应平平。1963年7月,为抢救濒临灭绝的弹词,温州市文化局牵头,由叶大兵、周咏然、李晓东、吴锦明、陈鸣锵等组成“温州弹词继承小组”,并从市文工团调来卢兰生、程兴弟从事作曲,同时从社会上招收黄莲香、陈旭萍、林小玲等演员,开始对曲目进行整理,主要是对旧的演唱形式进行改革,突出主唱,增强舞台动感,在乐器中增加横笛、琵琶,去除秦琴,使音乐表现力趋于活跃明快。与此同时,还创作了《瓯江口瓮中捉鳖》、《夜闯龙潭》、《沁园春·雪》等新弹词.两次去杭州汇报演出,受到浙江省省长周建人、副省长冯白驹等领导和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的重视。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也慰勉有加。十年动乱,温州弹词抢救工作被迫中止。
1978年温州市重建弹词组,由于师资缺乏和演出不景气,从而再度湮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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